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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氏遭难篇

    苏辙要趁热打铁,一鼓作气把宋哲宗的“绍圣绍述”新政之梦打碎!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——如皇帝您觉得先帝的政策不能更改,那么请走正规程序,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们来讨论。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听到,您忽然间授意科举出了这次题目,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!回首过往,“元祐更化”也是经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,现在想改,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!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,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,看到底该怎么办?

    …图穷匕见,定要分出死活了。很好!宋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!明天朝会大集群臣,给你苏辙这个机会!

    第二天,苏辙带着必胜信心走进皇宫大殿。在朝会上辩论?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,在过去9年里,他的成功率估计在元祐大臣中能排第一?

    他准备得很充分,根据经验,在未来几小时里,他将和小皇帝好好讨论下过往30年间的政治形势。其实那都是假的,一切都会迅速归入到形而上的层面,各种代表实际意义的数字如国民收入总值、各项支出费用,都没意义!王何必言利?

    所以要讨论的是哪些利益是“君子”所推崇的,除这种特定范畴外,其余的都是非法所得、都是小人所为!到这一步,苏辙已有信心必胜。这也是他们每每和高太皇太后隔帘互吼,却总能占些便宜的原因所在…

    名词解释:君子是什么?这是个圆周率问题,小数点后有无尽的余数,可任由儒家弟子们发挥,而君主们永远只有乖乖听课的份!贤德如仁宗如此、英锐如神宗如此、粗暴的高太皇太后如此,难道18周岁都未满的小皇帝会是例外?

    很不幸,宋哲宗真的就是那个例外!他上殿后,把苏辙叫出来,第一句话问的是“你怎能把汉武帝与先帝相比”

    苏辙愣了,宋哲宗这句话立即划定了界限。今天追究的是苏辙你本人的错误,根本就不给你往政治辩论上靠的机会!怎么办?皇帝的话必须回答,他只能见招拆招“汉武帝是明君”苏辙努力镇定的这样回答…

    却不料立即掉进了坑里!宋哲宗等的就是他这句“明君?你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,下罪己诏。这都是明君的所为”

    苏辙懵了!他突然发现这个坑能摔死他!穷兵黩武、罪己诏,这两样宋神宗也都做过。从习惯上,百姓们对下罪己诏的皇帝很钦佩,认为有理性、有担当,可严格意义上,犯过错误的人哪怕已浪子回头也有不良记录,所以下过罪己诏的皇帝绝称不上明君!

    苏辙被绕进去了,作为一资深政治斗争人员,他很清醒:这时无论说什么、再怎么说,都只会越描越黑。危急中。他展现出元祐大臣里最冷静、最缜密的人的特质,他什么都不再说,慢慢从议政大殿靠近御座的宰执区离开,向后退去…

    看到这举动,全殿的人都明白苏辙认输且认命了。这是一官方特定动作。叫“下殿待罪”作出这动作就像举起了白旗,宣布认输!

    苏辙开始绝望,准确的说,他是感到了陌生!之前他全想错了,现在看来,元祐年间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,是因遇到的是高太皇太后。这女人固执、凶狠、粗暴但头脑简单。总会跟着大臣的思路走。可年青的宋哲宗不一样,他牢牢握住了皇帝的特权!

    领导者不仅有决定权、更有选择权!皇帝可随时决定从哪件事的哪个阶段谈起,如现在,皇帝就漠视了苏辙整篇奏章里的其它内容,直接揪出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,只要揪住了这一点。苏辙就是罪人!罪人有资格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吗?

    这一刻,宋朝满殿大臣和苏辙一样,看向宋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,这个9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,很懂得怎样整人…意识到这一点。满殿大臣们更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。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,拿苏辙开刀立威!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,绝无例外!

    例外总会有一个的,有一个人从“元祐更化”开始,直到现在“绍圣绍述”,在无数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独立人格,从不因形势去妥协。他的一生,无愧于他那位高贵的父亲!

    范纯仁走出来,从容地说“汉武帝雄才大略,史无贬辞。苏辙拿来比喻先帝,并非诽谤。现在陛下刚刚亲政,进退大臣之间,不该像呵斥奴仆”宋哲宗犹豫,就算他有再大怨气,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。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,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…

    “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,秦始皇是暴君”想了想,宋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。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,怎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!

    范纯仁继续解释“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,并不是指具体的人”

    宋哲宗神色缓和了下来,他看出来了,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,那样会很被动。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,跟文字狱恐怕也一个性质了,亲政之初,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…

    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家里,第二天上缴了辞职信,主动要求外调。宋哲宗批准了。于是进士名单宣布的同一天26日,苏辙被罢。由此,基调确定,不管之前9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,宋哲宗本人希望温和处理…

    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,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,去完成伟大的事业,有这样的抱负,9年间的恩恩怨怨不过是鸡虫之争…

    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。他是皇帝,一旦亲政,真正手握皇权了,回首时已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,尽管仍旧意难平…

    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心里,就是另一回事了。9年间,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!败坏天下、危害民族,手段卑劣、杀害大臣,旧党以“君子”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。有些甚至已是永远无法挽回的…

    因蔡确死了…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宋哲宗的亲政,他死在了1年多前的1093年1月6日,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。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、传进京城,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。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。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,都意识到了一件事!

    宋朝终于有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!这不再是官场游戏,而是生死大仇!很多旧党人后悔了,如朔党党魁刘挚,多年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,回忆一生经历,他长叹一声: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,只是蔡持正(蔡确字持正)的事做得不对啊!

    可惜晚了!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!使得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。本就是群锐意进取的人,怎能不快意恩仇!

    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,4月3日。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,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。在宋哲宗的思路里,做事前要统一思想,调回新党人当言官,可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。就像新科考题一般,把自己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…

    但事情失控了!事后来看,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。因张商英的性格实在太激烈了,完全和皇帝的温和大方向相反…

    当年章惇平荆蛮时,把一窝一窝蛮人搅得鸡犬不宁,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。每到一地,不仅考核业务。更要谈论学问。要知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,边走边玩边聊天。这种水平和接近蛮人地界的地方小官接触,能愉快才见鬼了!

    不愉快?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的不愉快。当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,嘻笑怒骂、肆意张扬,大伙终于受不了了,一致决定:关门。放张商英!

    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。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,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的总长官,见面没行官礼,只是作了个辑。之后两人唇枪舌剑、口若悬河,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。最后分出了输赢,章惇…竟败了!

    失败的章惇很兴奋,好学识、好胆魄,你在荆蛮地界太屈才了,我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!张商英从此迈进主流官场,成为新党中的一员…

    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,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,因他的清高。清高者必孤傲、孤傲者必孤独,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,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。而只凭个人,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。张商英与之相反,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,带着自己坚定信念,在时代大潮里尽情折腾…

    司马光宣称“以母改子”时,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。在被贬职前,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。这时调回京城,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,他提出一要求——先帝盛德大业,跨绝古今,但都被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。9年间,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,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。现在我要求:开封城内各级部门,上至中书,下到六部,9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,除我以外,不许任何人调用,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!

    这消息传出去,开封城里的官员们集体发抖,这招就是传说中最凶残的“滚汤泡老鼠,一窝全要死”大法,只要用上,基本上指谁打谁,百发百中。试想身为公务员,谁没点隐私呢?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,简直是集中营行为!

    有人跳出来反对,说这是没事找事、分化官员队伍!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都极力避免这种事,如官渡之战后的曹cao。两军对垒尚且这样,和平年代怎可主动窝里反?

    乍看说得有道理,可宋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。至于为什么,正是和平二字…

    官渡之战,曹cao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,再在自己队伍里搞清算,纯粹是嫌命长自杀,以为他不恨叛徒吗?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事业!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,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,本身就是必要的,直到现代国家,这都是必须定期执行的政府行为,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害处呢?说句难听的话,对宋朝文官就该下狠手,100多年来的优待,让他们比刘备入川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,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,才能让他们清醒!

    张商英工作进展很快,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第一个目标——苏轼!这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大奖了,他真是太聪明了,知道自己在这9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!

    东坡大人才名当世无双,当上两制官后,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。如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。而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、晦明不定的制文中,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、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,这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《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、不得随意走动、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…

    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,甚至争着抢着去写的,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、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。只是很奇怪,吕惠卿一生得罪的人很多,基本上仇敌满天下,可和苏轼间并没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?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,可说是太不留情面了,准确讲,就是在骂人!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,骂了改革派里所有的人…

    全文很长,以“凶人在位,民不奠居”开始。凶人在位?指的是谁呢?宋神宗?还是王安石?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,说他“以斗筲之才,谄事宰辅,同升庙堂”行为上“乐祸而贪功,好兵而喜杀”学问上“以聚敛为仁义,以法律为诗书”罪行上“首建青苗,次行助役。均输之政,自同商贾”“反覆教戒,恶心不悛”